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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如何參與到了集體的偏執中?

時間:2021-05-27    點擊數:4857

我們是如何參與到了集體的偏執中?|魯伊基·肇嘉

本文整理自Luigi Zoja教授幾年前在東方心理分析研究院所做專題講座:“偏執與妄想:如何面對內心的小‘希特勒’”;經作者授權刊出。

大家好!今天要講的是在心理病理、心理疾病當中一個很特別、很獨特的問題:“偏執狂——瘋狂及其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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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個世紀初的時候住在紐約,大家都知道,在2001年9月11日發生了“911”事件。如果大家熟悉“偏執”這個詞語及其背后的含義,那么應該知道恐怖主義所引發的和他們內在的這樣一種恐懼、一種偏執是具有傳染性的,所以事件發生后,美國人變得非常偏執,媒體的報道也開始變得有一些偏執,甚至有一些我的同事,他們也都是榮格分析師,也變得偏執起來。


在這樣一種偏執情緒下,人們開始相信謠言,而不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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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如果告訴我他有近視,那么我會想辦法去幫助他,但我不會因此也患上近視;同樣,如果我告訴你我有抑郁,你也不會因此變得和我一樣抑郁。但是偏執是不一樣的,它具有傳染性,比如說我有妄想和偏執的意念,告訴你之后你也會變得偏執。


一般的心理疾病只會對個人產生影響,而偏執則會影響整個集體,感染到整個社會,所以它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我試圖從一種歷史學或心理疾病的角度去研究偏執,發現最為典型的例子是德國人在一戰之后的表現。德國在一戰的時候戰敗了,但是當時還是在國外,并沒有像其它戰爭中的國家軍隊那樣,戰敗之后回到自己的領土。一戰之后,德國人認為他們的失敗是由于陰謀造成的,這種情況對于偏執來說非常困難,因為這樣的謠言是無法被確認的。


當時,德國的軍隊面臨三個與戰爭有關的因素:一是美國投入到戰爭中;二是德國的聯盟瓦解了;三是英國阻斷了海上的交通與往來,導致德國無法獲得補給,軍隊對統治者說:“我們堅持不了一個月了”。這個時候,一些別有用心的政治家就利用這種氛圍制造謠言,說這是由猶太人的陰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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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里,大家能看到個體的妄想集體的妄想是有區別的,比如,昨天我們督導的個案的妄想是個人層面的,但是在一種集體或者整體的不安全感等特定氛圍中就會變成集體的妄想。


在戰爭后,德國面臨著巨額的軍事賠償,賠償幾乎是整個國家生產總值的百分之百,之后民眾就產生了巨大的整體性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就像是去飯店點餐的時候,在沒有吃飯之前就要付款,但因為通貨膨脹,你不確定吃完飯之后你要付多少錢。


雖然說希特勒的這些看法是很不合理的,但是民眾在偏執和妄想的影響下,他們需要的不是事實,而是能幫助他們擺脫當下困境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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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能會熟悉,在一些中國神話中也有類似的意識,尤其是史前意識,這樣的意識其實是深植于我們內心的,這些意識雖然不是遵循理性的,但是它能幫助我們建立一種內在的功能。


在這一系列的史前意識當中,尤其是跨文化的普適的意識形式中,有一種儀式從原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即使那個時候人們還沒有文字,那就是替罪羊儀式。


當時的人主要是依靠農業和牧業生存,依靠農業的人可能會在某一年遇到天災,收成欠佳;一個人去打漁,但是總打不到魚……


那個時代是沒有科學的,無法解釋這樣的問題,于是,人們會試圖用一種黑魔法去解決問題:


人們往往會找到一個人或者一個動物為這種災難負責,這個動物或者人可能會被驅逐,也可能會被殺死,通常會是山羊,因為山羊的犄角很像神話中的魔鬼。


原始人通過舉行這樣的儀式,來獲得心理安慰,雖然它不具有科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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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一座距今4400年的墓穴內的壁畫|來源:ABC


在替罪羊的儀式中,

有兩個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它找到一個陰影,通過這樣的儀式祛除了這個陰影,集體的壓力減輕了,集體重新變得團結;


第二,如果大家懷疑在集體中存在惡魔的替身,大家便會互相懷疑,造成不信任感,而替罪羊的出現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這兩種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在現代社會,這種儀式也會出現。希特勒宣揚他的信念過程時也是完成了替罪羊儀式。


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中的表現就是這樣的過程:首先找到猶太人作為替罪羊,然后希特勒通過投射的機制,通過分裂的方法,把惡投射在猶太人身上,而自己是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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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偏執的主題,總結兩點:


1.偏執是集體的問題,而不是個體的問題,并且反映在歷史當中,因為歷史本身就是瘋狂的、邪惡的,所以才會存在偏執;

2.偏執不僅僅是醫學上、臨床上的問題,更是一個道德問題,因為它涉及到惡,我們每個人都有惡的一面。


剛才我們提到的希特勒,可能是一個很極端的例子,他痛恨別人、反對別人,偏執是一種反心理學的機制,因為它總是將內在的惡投射在外部。而心理學要我們面對的不僅僅是外部的問題,還有內部的問題,偏執不會讓我們看到自己內在的惡,而是將這個過程簡化為將所有的惡投射在外面。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有一個很有趣的發現,那就是偏執會提高人的社會地位,而像抑郁之類的心理疾病則會影響到人的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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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位意大利同事寫過一本關于“宗教的啟示與偏執的關系”的書,發現神圣感的獲得,在某種程度上與偏執心理的過程有相同的形式。在精神科的研究中也觀察到了極端的偏執人格的精神結構,發現他們偏執的意念非常深刻,已經成為他們所有意念和想法的奠基石,這樣的偏執類似于宗教信仰的虔誠。


希特勒曾經在自己的書中激情高昂地描述了自己痛恨猶太人的理論,這些理論來自于他的幻覺,他看到了一個窮困潦倒的猶太人,便認定這個人是與他不同的人,他是一個別人,通過這樣的方式便形成了他痛恨猶太人的理論。


希特勒痛恨猶太人的想法已經成為了他人格的奠基石,對于整個社會來說,這樣偏執的想法是非常深刻的。當這樣的意念已經根深蒂固的時候是不可以被商討的,而且在整個社會體系當中,新聞的傳播會幫助這種錯誤的信念進一步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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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偏執如何影響我們的集體,尤其是在社會不穩定的情況下。比如,在戰爭期間,這樣的偏執就成為了戰爭的規則,因為所有的信息都來自官方或軍方,我們獨自不能獲得信息。在這樣的主導下,人們便會出現偏執的意念,比如你的鄰居或者鄰國便會因此成為你的敵人,這是一種極端的簡化。


歐洲哲學中有一個關于瘋狂的力量的論述:當兩種文化或兩種人群對峙的時候,出現第一個死亡的人的這一時刻是很重要的,當一個人被殺之后,殺人的合理性就會得到確認,會傳播到其它的殺戮行為當中,這些殺戮行為也會被合理化。


在神話當中也能看到類似的例子,特洛伊與希臘發生了戰爭,持續十年,在第九年的時候,有兩個人開始思考這樣互相殺戮到底是為什么,覺得戰爭沒有必要,就結束了戰爭??墒?,后來一個弓箭手殺掉了這兩個人中的一個,戰爭再次爆發。


我們可以看到,在群體當中,偏執是非常容易被引發的,局勢本來是平衡的,突然失去了平衡,這種時刻就很難再恢復平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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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在集體偏執的引發與終結的過程中,信息傳播的渠道是很關鍵的,它既能夠幫助我們終結偏執,也能幫助社會去傳播偏執。當集體的偏執發生時,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具有批判精神。


在西方有一個很重要的時間點——文藝復興時期,當時用印刷術去傳播各種各樣的信息,這可能是西方最重要的一次革命,信息以一種簡單的方式傳播。


上個世紀初,信息通過紙質的媒介來傳播,后來又出現了其它的傳播方式,可以看到媒體是如何從個人化的媒體變成大眾的媒體。


通過簡單的媒體,信息傳播的范圍較小,而當更高級的信息傳播方式出現后,信息被很多人接收到,信息在轉變為大眾信息的過程中不斷地被簡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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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美國開始出現大范圍傳播的書籍與報紙,報紙的印刷變得簡單,信息越來越簡化,標題越來越簡短,最直接的簡化方法就是在標題中寫下人的名字和事件。替罪羊儀式出現了,助長了偏執想法的蔓延——讀者是無辜的,而報紙上出現的人要負責。


以歐洲為代表,在上個世紀的上半葉曾經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在那個時代,偏執的意念是非常堅定的,我稱它為“硬偏執”時代,上個世紀的后半葉我稱它為“軟偏執”時代。偏執仍然存在,表現在報紙以一種夸張的方式報道犯罪,讓很多人認為自己是好人,其他人是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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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伊斯蘭恐怖主義,在歐洲已經殺死了200個人,也許這個數字在人們看來是非常多的,但事實上還不如歐洲一個星期交通事故死亡的人多。人們注意到恐怖主義,因為這種犯罪是可以被偏執化的,能指出罪犯在哪里,而我們是無辜的。


更為嚴重的環境問題和污染問題使更多人受到了威脅,卻沒有受到媒體大量的報道,因為這是更復雜的問題,是難以變得偏執的一個問題,也很難為這兩個問題輕易找到替罪羊,幾乎每個人都在使用汽車,每個人自身都需要為這兩個問題負責。


注:文章轉自公眾號心理分析與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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